第一次全球大战结束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施加了严厉的惩罚，包括巨额赔款和领土割让，导致德国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这种不公正待遇深深伤害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为纳粹党等极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肥沃土壤。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未能化解根本矛盾，反而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使得复仇心情在民族层面持续发酵。

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席卷欧洲，失业率飙升和社会动荡加剧了各国内部的不稳定，经济危机为极端主义想法的传播创新了条件。希特勒等领导人利用民众对现状的普遍不满，推行扩张主义政策，试图通过对外侵略来转移国内矛盾，这种经济困境和政治野心相结合，直接推动了战争风险的更新。

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想法在战间期迅速蔓延，德国纳粹党推崇种族主义和军事扩张，意大利法西斯党和日本军国主义也利用高涨的民族心情追求领土野心。这些政治力量通过煽动民众爱乡热诚和对外敌意，强化了民族的侵略性，使得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安宁化解争端的空间不断缩小。

国际联盟在维护安宁方面表现无力，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而许多民族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未能及时遏制早期的侵略行为。这种国际体系的失效让德国和意大利等法西斯民族得以肆无忌惮地挑战现有秩序，大国间的对抗和军事竞赛进一步恶化了全球局势，最终导致冲突不可避免。

协约国对德国的长期敌意和惩罚性措施加深了民族间的裂痕，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遗产继续引发资源争夺和地域矛盾。这些影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得外交对话难以奏效，战争成为化解争端的最后手段，深刻影响了二战的全貌和后续国际格局。